requestId:6817829166ef75.64454000.
先秦包養網禮樂損益與地理學關系探賾
作者：王利芬
來源：《孔子研討》2025年第1期
摘要：古籍、考古發現和星圖模擬表白，中華農耕文明自興起之始就構成與生計、知識、品德和崇奉等息息相關的天人合一論，觀天者通過祀天之禮樂實現知識傳授、品德教化、崇奉表達等效能。地理科技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系的辯證互動驅動華夏年夜地如滿天星斗般的古國向多元一體王國發展，禮樂損益和器物技術發展從屬于這一過程。地理學歷經漫長時間構成，無字時代觀天者的任務符號是動物抽像，它們重要出現在祀天禮樂和貴族年夜墓，與歐洲的巫包養網術文明不相合，宗教—科學二元論不適合先秦禮樂釋義。
關鍵詞：天人合一論 地理歷法 禮樂損益 動物符號
作者簡介：王利芬，社會文明人類學博士包養，華中科技年夜學外國語學院副傳授，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史前考古中的動物符號
先秦禮樂關聯地理歷法。禮樂相成，《論語·泰伯》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禮記·月令》云：“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消樂者”。三代的禮樂既沿襲也變通，《論語·為政》稱為“損益”。禮樂損益遠不止三代，夏朝禮樂“非獨為一世之所造”，夏朝之前的禮樂有黃帝《咸池》、顓頊《承云》、堯《年夜章》、年夜禹《夏籥》等，夏朝以后的禮樂有商朝《九招》和周朝《年夜武》，這些禮樂均以“天”或“帝”為重要祭奠對象（《呂氏年齡·仲夏紀》）。“天”在《詩經》中出現166次，意指天然之天和人格之天，人格之天與“帝”是二而一的關系。[1]這些禮樂分歧水平地述及人格之天和天然之天，兩者關系緊密，不成朋分。例如，黃帝在“二月之月，乙卯之日”掌管《咸池》，“日在奎”是對應之天象（《呂氏年齡·仲夏紀》）。總體看，禮“必本于天”（《禮記·禮運》）是先秦禮樂文獻的基礎共識。在《由巫進禮釋禮歸仁》中，李澤厚認為中國的巫史傳統構成一個世界——具備宗教效能但也感性化的“禮”，而古希臘和東方的巫術文明則分化出兩個世界——宗教和科學。[2]關于巫術、宗教、科學的界線，分歧學科或一個學科的內部都難以構成共識。以文明人類學為例，東方古典學者普通嚴格區分科學、宗教和巫術，馬林諾斯基（B.Malinowski）、列維（Levi-Strauss）等之后的現代東方學者則不再持此立場。“圖騰”（Totem）是東方古典學者研討巫術的焦點概念，普通以動物為主。可是，列維認為圖騰源自實證觀察產生的推斷性觀念和關系，動物是人們思慮抽象事物的手腕。[3]認貼心理學已經提醒圖騰背后的隱喻機制，抽象概念普通由隱喻概念發展而來，現代地理學至今保存了一些動物隱喻。所謂的巫史傳統包括歷法要素，地理學是歷法的底層知識。禮樂損益自三皇五帝至三代持續的同時，也順次出現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和周歷，三代的“三正”意在修改歲首，而非顛覆前朝歷法。從定名看，禮樂和歷法的掌管者是統一位首領，禮樂損益能夠和歷法修改有關。
一、禮樂中的地理學
先秦文獻直接或間接地點明禮樂中的地理學。《呂氏年齡·仲夏紀》：“樂生于懷抱，本于太一，太平生兩儀，兩儀出陰陽”，禮樂和數理的天生演變與太一、六合、日月、四時、冷暑、陰陽等有關。《易傳·系辭傳上》（第11章）未直接點名禮樂，但此中的兩儀、四象、八卦、吉兇等起始于太極，都與六合、日月、四時有關。這兩種文獻均出自先秦，前者當晚于后者。顧頡剛、錢寶琮、葛兆光、李零等學者闡述了太一、太乙、太極、北極星、道等概念之包養網比較間的關系，他們的觀點可歸納為諸概念同出而異名、同源同構同感、互通互訓、同根生等。北極星是地理概念，太一或太乙、道是衍生的人文概念，體現天人合一之旨。中國的獨特意理地位使北極星成為觀天的參照點，黃、赤道帶上的恒星群圍繞著看似靜止的北極星終年運轉，由此構成的蓋天論是中國最陳舊的宇宙觀，渾天包養說和宣夜說更晚出現。由于歲差影響，充當北極星的恒星不固定，約一萬年前的北極星是斗極正下方的武仙座τ，斗極在約7000年前成為更合適的星鐘，約4800年前的北極星是右樞，年齡戰國時期的北極星是帝星。[4]不過，由于斗極的獨特外型和奪目亮度，以斗極為北極星的理念根深蒂固，戰國時期的《鹖冠子·環流》就是例證。湖北郭店楚簡《太平生水》以“成歲”為落腳點，四時、濕燥、缺盈、陰陽等都關乎歷法，太一的效能也與《鹖冠子》中的四時陰陽論分歧。中華平易近族樂律包括五音五行、三分損益法、陰陽十二律等，《咸池》中的十二竹筒能發出鳳凰鳴叫的六雄聲和六雌音，這些聲、音定出的樂律可對照黃鐘律的宮音，十二編鐘用于調和五音。可見，樂律與歷法本為一脈。
考古發現能實證禮樂中的地理學。馬克思主義天然辯證法認為地理學包養是一切古文明中最早的天然科學，幫助人們懂得時間標準、季節變化、生計方法等與日月星斗運動的關系。[5]地理歷法是農耕社會必備的科技生產力，約一萬年前的長江流域和黃河道域分別出現稻作和粟作，可推測當時已經出現地理歷法和相關知識分子。殷歷是最早的文字歷法，此前的歷法和禮樂之關聯只能從考古中求證。龍山文明早期陶寺遺址是最佳例證，豐富的地理觀測遺跡和樂器可反應堯時期的科技狀況，其晚期年夜墓（如M3015）發現鼉鼓、陶鼓（也稱缶鼓、土鼓）和石磬組成的樂器組合，與之共現的還有其它主要器物。[6]中期王級墓ⅡM22棺內出土玉琮、玉璧、玉鉞、玉佩、玉虎面等46件隨葬品，墓室出土隨葬品72件。[7]墓室東南角的木桿即西周文獻中的圭包養表，這是陶寺君王壟斷歷法的證據。[8]陶寺王族墳場四周還出土兼具授時和祭奠效能的觀象臺，太陽和月亮均是觀測目標，根據夯土柱遺跡可推算出當時采用的是20節氣太陽歷。[9]玉琮、玉璧、玉鉞等象征祀天權和統治權，鼉鼓和石磬是祀天重器，《詩經·靈臺》中的“鼉鼓逢逢”和“依我磬聲”可佐證。《詩經·靈臺》描寫了周文王規劃和建設靈臺的過程，《孟子·梁惠王上》和《晉書·地理志上》都認為靈臺是觀象臺。《呂氏年齡·仲夏紀》記載鼉以包養“其尾鼓腹，其音英英”協助顓頊祭奠天主，顓頊是《承云》禮樂和顓頊歷的創制者。上述文獻和考古表白，西周遵守顓頊、堯以來的慣例：禮樂包括地理包養行情學；制禮作樂等由首領或君主親自立持；動物抽像是儀式要素。
湖北隨州曾侯乙墓也能體現禮樂中的地理學。曾侯乙生涯于年齡末期，是西周重臣、文王四友之一南公適的后代，墓中出土一萬多件器物，以九鼎八簋、編鐘和編磬為主的12包養5件樂器再現西周禮樂制。中室內的樂器組合以視覺系統與音聲系統構筑了一個四方四時循環的微縮宇宙：東邊以建鼓—群龍組合象征春季，西邊以編鐘—白虎組合象征春季，南邊以瑟—鳳鳥組合象征夏日，北邊以磬—玄包養網鶴組合象征夏季。[10]與樂包養器組合比擬，曾侯乙漆木衣箱蓋上的二十八宿地理圖更為直觀。曾侯乙樂器組合上的動物紋飾還表白，地理四獸在年齡時期與西漢有所分歧，但東宮龍和西宮虎堅持不變。陶寺遺址和曾侯乙墓相距近1800年，但禮樂與地理學、君主、包養動物抽像的關聯堅持不變，后者則顯示著更發達的地理學、器物技術和更高深的禮樂融為一體。
地理歷法的科學性和復雜性決定了禮樂的延續性。陶寺遺址屬于堯時期，《堯典》記載了四時歷和對應的四仲星。《夏小正》距離堯時期不遠。至于殷歷，學界已經從甲骨卜辭中破譯。殷歷是綜合太陽、月亮、年夜火等授時星的陰陽合歷，通過置閏調整太陰歷和太陽歷的周期差。[11]殷歷確定繼承了無字時代的歷法，商朝禮器的龍虎紋可佐證，與之共現的云紋提醒了其地理學意義。以東宮龍為例，年夜火（心宿二，天蝎座α）位于龍心，前者是一組星，后者是此中最亮的星，兩者分別代表整體性和剖析性思維。龍和年夜火均可見于求雨卜辭，如“其作龍于凡田，有雨”和“其■火門，有年夜雨”。[12]求雨卜辭還提到萬舞，舞者被稱為“萬人”。“萬”在甲骨文中有人形、蝎形和卐形，蝎和卐可左旋或右旋。萬（卍）舞是求雨儀式：“丙戌卜……卍舞，雨，不雨。丙戌卜，于戊雨；丁亥卜舞□……今夕雨。”從出現時間看，甲骨卜辭中的卍遠早于釋教的卍符。從外觀看，蝎是天然動物，卍是天然符號，呈現生生不息的旋動之勢，兩者能夠體現了《易傳·系辭傳上》（第10章）中的圣人之道——制器尚象。除甲骨卜辭，卍還出現于江西年夜洋洲商青銅镈、陜西扶風西周伯公父壺蓋面、湖北太暉觀年齡楚國墓彩陶豆、河北戰國中山王墓侯鉞等。蕭兵認為萬舞具有跨時空廣泛性，見于狄人、夏人、夷人和苗人，也是三代的禮樂焦點。[13]尹榮方認為萬舞是上古月令政治儀式，承擔傳授歷法知識的教化效能，甲骨文“萬”從蟲，意指動物，動物的季節性物候反應具有歷法意義。[14]以上解釋各有洞見，但未深究動物抽像的地理學意義和物候歷的地理學本源。地理歷法是跨時空的“天行有常”（《荀子·天論》），萬舞的內容不成能隨朝代更迭發生嚴重變化。地理學既復雜又主要，觸及滿天星斗的觀測坐標系確立、恒星群分組、授包養網時星的識別及星歷觀測、陰陽合歷等。巫史、史官、歷正等職業都與地理學有關，地理學的發展促使觀天者內部門工和職業分化，并與禮樂損益緊密相關，兩者是科學和技術的關系，體現了器物技術。
二、三代的歷法修改
殷周之際，周人辯證地揚棄前朝關于“天”的遺產。青銅史書史墻盤表白，殷商舊臣微氏家族深受周王室重視，微氏家族的計量、地理歷法、農業等知識都承自殷商天然之天，但西周的人格之天被賦予“懿德”的新意。古希臘《美諾篇》探討品德與知識、崇奉的關系，知識通過正確指導行為產生傑出結果，崇奉在因果思慮的回憶中能夠變成知識，也能夠被改變或放棄，有品德的人就是有知識的人。換言之，經實踐檢驗的知識才幹成為崇奉，尊敬知識就是德，這種對“德”的認識顯然與周人有相通之處。除了微氏家族，“有典有冊”的其他殷商遺平易近也遭到周王寵遇，好像商王讓夏朝官員進進王庭（《尚書·多士》）。雖然貴為周王同胞，但周公遭到的尊敬重要源自淵博的地理學知識，周易卦爻辭和《周髀算經》比禮樂軌制更能彰顯地理歷法。周公倡導敬德保平易近，還有什么比地理歷法更能“保平易近”？天命即農時，怠慢即災難，因時施政才是德政。持天人合一論的《周易》是當時的百科全書，知天、畏天與敬天息息相關，此中不乏聯系主義、循序漸進、對立統一等辯證思維。作為中國文明主脈的天人合一論具有必定的奧秘性，但若全盤歸進宗教范疇，有能夠方鑿圓枘，畢竟“宗教”一詞有濃重的東方文明烙印。
學界強調殷周之變的反動性，卻不難包養網價格忽視三代前赴后繼的地理歷法的承續。考古學實證中華文明歷經萬年奠定、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快、五千年進進、四千年過渡、三千年鞏固、兩千年轉型等七個階段。[15]夏朝處于四千年過渡期，西周處于三千年鞏固期，歷法“三正”是其間一千年地理學發展的窗口，也是華夏年夜地由滿天星斗向華夏王國變遷的窗口。年夜禹以治水功績垂馨千祀，洪水具有季節性，離不開地理歷法的指導。史書確證了夏時與年夜禹治水的關聯——年夜禹“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史記·夏本紀》）。從知識、崇奉、品德的關系看，年夜禹的歷法知識獲得其治水活動的實踐檢驗，夏時應當被崇奉，年夜禹也是以成為有德者。先秦儒家稱年夜禹為文命，這個“文”應當是地理和人文的共核，此可視為天人合一觀念誕生的標志。據考證，周朝以前的“德”以“文”表達，地理與品德親密關聯，品德即文德。[16]夏朝的四時歷至多構成于堯時期，《堯典》四時歷、《夏小正》、殷歷的科學性怎么強調都不為過，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三正”的重要區別是歲首，“建”把它們統一于斗極建時體系。
三代的歷法修改都依據圭臬產生的“中”。三代以前的中華文明有夷夏東西之分，統一的中華平易近族構成于三代。清華簡《保訓》篇中文王告誡武王，出生農夫的舜求取“中”后被委以重擔，篇中的“埶”（通槷，即圭）和“測陰陽之物”提醒了“中”的地理歷法意義。此外，地“中”對應天“中”之北極星，兩“中”之合體現“六合陰陽所和”，最終達到“百物阜安，乃建王國”（《周禮·年夜司徒》）。《保訓》之“中”的釋義有十幾種，包含李學勤等的中道論、李零的地中論、武家壁的歷法中壇論、子居的平易近眾論、邢文的河圖天數之“五”論等。[17]這些解釋各自聚焦求“中”的緣由、對象、方式、目標等，凸顯地理某人文，畢竟兩者合一，實難斬斷。西周邊境史無前例地廣年夜，國家統一請求歷法統一，兩者分別為政治次序和時間次序，前者產生分封制，后者通過標準化的八尺圭表從頭求“中”。只要在四方賓服的政治條件下才能夠構成地中理念，這是中華文明在夷夏東西格式之后的嚴重變化。[18]據考證，陶寺是堯時期的地中，商朝地中在安陽，周公測定的地中在河南陽城，秦漢時期的地中在洛陽。[19]所以，“中”是實踐檢驗的時間次序和政治次序，受王朝邊境影響，從屬于天人合一論。
綜上，三代之變重要在于宗廟，地理學知識一脈相承，觀天者遭到的尊敬并不受王朝更替的影響。夏、商的文德和西周的“以元配天”（《尚書·盤庚》）一脈相承，體現了地理學和品德的源流關系，這種理念遠早于古希臘的“知識即品德”論。人王之德根源于天，三代之變皆托天命，歷法“三正”只能修改、不克不及顛覆，因為歷法是基于斗轉星移的科學。
三代地理學的一脈相承也體現于孔子思惟。雖然是殷商遺平易近，《禮記·表記》中的孔子更重視“夏道”，“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禮”等措辭褒夏而抑商、周，孔子把“夏道尊命”視作三代文明的基礎。[20]孔子提出為邦之道是“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衛靈公》），此中可見歷法、器物、禮樂的關聯。至于鬼神觀，孔子持存而不論、敬而遠之的態度（《論語·雍也》），鬼神屬于“天道”，儒家的經世意識與人文關懷并不排擠“天道”，當然更強調修齊治平的事功。孔子盼望君王“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北辰就是中宮北極星，斗極曾是史前北極星。據此可推測，中庸年夜體也與地理學有關。此外，孔子曾問禮于老子，儒家的“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和道家的“無為而治”體現了兩者的相通。[21]天人合一論使地理實證知識不斷發展更換新的資料、服務人文生涯，地理和人文都是開放體系，絕非東方宗教的封閉體系，否則禮樂難以損益。儒、道各取兩端，前者強調人文明成，后者強調地理之道，其他各家的態度年夜體處在兩端之間。
三、禮樂損益、首領功過與地理歷法的關聯
禮樂損益、首領功過與地理歷法直接有關。被現代知識分科蒙上宗教顏色的中華禮樂遠祖也是知識分子，被顛覆的首領往往都疏于歷法和禮樂。表1中的文獻表白，首領的功過都關乎“天時”和禮樂。首領的成績包含“正”歷法，例如：堯通過“正”仲夏和仲冬確立四時，舜通過“協時月正日”統一歷法；有扈氏的罪過是“怠棄三正”，商湯討伐夏桀的口號是“予畏天主，不敢不正，表正萬邦”。地理歷法根據星象觀測確立時間，即天時，首領的重擔是順時施政，即時政，時政就是德政。天時不成違，正時者被委以重擔，先時者和不及時者殺無赦，該獎懲機制證實包養行情了地理歷法的賦權效能。在帝和天的層面上，周承商制，商周明堂的立體結構體現天圓處所，立體結構體現四方拱衛中間，兼具祭奠和棲身的效能，周王隨季節變化棲身在四方。[22]顯然，明堂的設計體現了蓋天論中的五宮體系，知識導致行動，這是天人合一，也是知行合一。
表1 禮樂、地理歷法與首領功過
西周末年的禮崩樂壞也體現在地理歷法的不合上。幽王、厲王之后的周朝式微，禮崩樂壞和諸侯爭霸同步出現。諸侯爭霸的內容之一是地理歷法掌控權的爭奪，出現“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後輩疏散，或在諸夏，或在蠻夷”（《史記·歷書》），甘德、石申、唐昧、尹皋、梓慎等地理學家為各諸侯國制訂歷法。不過，日月星斗的運行受客觀規律安排，歷法不合不成能湮滅數千年積累的地理學。班固稱年齡諸子為“同歸殊途”的諸侯國“術蜂”，儒家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道家強調萬物“負陰而抱陽”，陰陽家“歷象日月星斗，敬授平易近時”（《漢書·藝文志》）。畢竟晝夜和四時均遵守陰陽數理，陰陽既是諸子爭鳴的起點，也是百家同歸的殊途，但地理歷法的“同歸”統一需求統一王包養朝。
西漢歷法和禮樂體現了諸子百家后的“殊途同歸”。歷法完美是復雜科學，斗轉星移是內在驅動力，統一王朝是內在保證。漢武帝頒布的《太始歷》是中華文明劃時代的歷法，既有完全記載，也依托同期其他地理學著作。除了改歷，漢武帝還奉行太一祭奠，祭奠時間是四個季節中某日的黃昏至天明，禮樂分為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和冬歌《玄冥》（《史記·樂書》）。不難看出，西漢堅持以斗極為北極星的史前慣例，并賦予太一人格神的屬性。太一是由北極星衍生的人文概念，是道家、儒家、東方哲學和政管理念的焦點，分歧哲學或政治門戶基于本身概念系統選擇北辰、泰一、太一、陰德、天皇年夜帝、玉皇年夜帝、天主、太乙、帝星、尊星、太乙天尊等名稱。這些名稱正體現北極星在天人合一論中的主要性，農夫視之為頭頂時鐘和星歷，觀天者視之為栓系二十八宿的星空坐標點，君主視之為王朝之象，哲學家視之為“允執厥中”的中正之道。斗極是三皇五帝時期的北極星，漢唐舞樂、墓葬、哲學均可見斗極要素。道教崇敬日月星斗，尤重斗極七星，傳說道教的禹步由年夜禹創制，舞者依斗極七星擺列形狀而舞動，又稱“步罡踏斗”。《淮南子·主術訓》的“樂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風”提醒了風、律、音、樂的連鎖關系，風是斗轉星移形成的氣象。據此可推，禹步、三代的禮樂、三皇五帝時期的禮樂一脈相承。
以星象為本體的禮樂并非中華文明所獨有。限于篇幅，本文僅以古印度文明為例。斗極是中國史前的北極星，古印度地理學稱其為七智者（Saptarishis），古希臘也有類似神話。瑜伽的一些動作是斗極符號，包含靜態斗極七星的外觀和斗極四時軌跡圖,后者即卍。[23]卍作為釋教符號廣為人知，但基于“Swastika”的互聯網檢索表白卍的世界意義，其歷史遠早于釋教，當然釋義不盡雷同。除了甲骨文中的卍舞，卍還在中國多地考古結果中連貫出現，甘青馬家窯文明最常見，更早的湖南高廟文明瀘溪下灣和浙江河姆渡文明都發現了四鳥組合式卍。學界試圖追溯首創卍的平易近族，好像追溯哪個平易近族起首看見星空。觀測對象是統一片星空時，人們的類似親身經歷和認知機制能夠導致類似符號，但相關知識內容能夠有異。所以，藝術研討須扎根平易近族文明，僅進行情勢比較則難免牽強附會。
四、地理學賦權下的巫君合一
天人合一論凸顯觀天者在中華文明中的主要位置。歷法供給時間次序，地理歷法是物候歷的基礎，觀天應該是最早的社會分工。現代知識分子可分為了解“為什么”的人和“若何做”的人，前者以目標性知識闡釋權力正當性，后者以實用性知識解決生涯實際問題。[24]原始社會的知識尚未分科，就農耕而言，觀天者既了解“為什么”也了解“若何做”。例如，黃帝參與黃帝歷、《黃帝內經》和《咸池》禮樂制作，還是停息部落紛爭的統帥（《史記·五帝本紀》）。《山海經》《尚書》《呂氏年齡》中的三皇五帝身兼首領和巫覡，甲骨卜辭中的商王親自占卜，他們的成分和活動都具有奧秘性。無論怎么稱呼，首領、巫覡、王、帝、君等是當時身兼多職的知識分子，李澤厚提出的“巫君合一”統一于知識賦權。《周髀》開篇的“知地者智，知天者圣”顯示圣人的知識基礎是地理，巫君合一的本質是天人合一。韋伯區分現代科學的正確因果關系和現代巫術的錯誤因果關系，后者被認為是“魅力”（charisma，也譯為克里斯瑪），“魅力”依靠于奧秘的物某人，如美拉尼西亞的mana、北美印第安人的Orenda、伊朗人的Maga等，巫覡都是奧秘之人。[25]依此看，中國文明的精、氣、神、道都是“魅力”包養之物，術士、羽士、卜者、巫覡、首領都是“魅力”之人。“魅力”論有兩點洞見：因果關系有正確錯誤之分；奧秘領域能夠被逐漸祛魅而成為實證知識。還有什么比星空更奧秘？日月五星（七曜）不單奧秘，還關乎保存福祉，觀天者當然成為“魅力”型權威。韋伯提出現代印度和中國的知識分子關注得道，而不是（東方式）救贖，其崇奉系統與星體、氣象、天神有關，君王親自祭天，東方感性主義與此有關。[26]韋伯是闡釋論宗師，其東方優越論比同期的東方學者更隱秘，不過，該觀點還是顯顯露其對東方文明的偏見。由于星象關聯氣象，氣象關聯農耕生計，君王或知識分子對星空的關注其實在更高層面服務世俗生涯。“敬德保平易近”以地理學為基礎，惟其這般，三皇五帝才幹成為中華平易近族的共祖。“救贖”是東方文明的要素，比兩河道域和尼羅河道域的古文明晚得多，兩河道域和尼羅河道域這兩個文明的君主也是觀天者，古印度文明同樣這般，東方宗教不見得更能服務世俗生涯。一切古文明都產生地理學，這合適馬克思關于天然科學發展史的判斷，但東方的研討范式卻傾向于將其貶低為低智力、非感性的巫術。
雷同的“魅力”使敬天和法祖成為天人合一的兩面。前文已述，禮樂和地理歷法普通出自雷同的首領，定名也類似。夏朝尚未出現成熟文字系統，《論語》構成于年齡，《呂氏年齡》出自戰國，年齡戰國文獻無法確證三代前的地理學，唯有借助考古包養學資料以求證之。農耕先平易近比游牧平易近族更能夠埋葬逝世者，墓葬體現對性命和祖先的尊敬，考古發現中的地理遺存普通出自貴族或部族首領的墓葬。根據前文所述的中華文明七
發佈留言